破除“民主迷思” -ag凯发k8国际

梅宁华在2009年1月9日《红旗文稿》撰文说，现在理论界有一种“泛民主化”的倾向，把民主的标准单一化，好像只有符合西方民主观的形式、道路、模式才是民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主迷思,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
　　其一，民主迷思的一种表现是把民主的作用绝对化。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和权力运行的方式，它在凝聚民心、凝结民智、整合民意等方面的确有着重要作用。不过还要看到，民主不是万能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运用得不好，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所谓的“大民主”。但这种“大民主”以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为终结，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其二，民主迷思突出表现在把西方民主形式绝对化。按西方的观点，两党制、多党制属于民主范畴，其他形式的政党政治则不民主。这个论断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支点，多少年来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此论的支持者。但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这一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一个现代国家，政党数量的多少与政体的民主程度并无必然联系。在两党制或多党制条件下，上台执政的政党只代表相对多数民意，不可能对全体人民负责，其施政必然不顾及甚至损害不支持它的民众，这能称为民主，能反映和代表全民族的民意吗？显然不能。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保守派和军工集团的利益，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民主党及其所代表的民众反对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的战争行为。在许多实行两党或多党制的国家或地区，这种两党争斗、人民和国家利益被忽视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绝不是民主所要求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是一个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她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全国、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有着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员包括了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代表着不同阶层的民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更是汇聚了各党各派、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通过这种政治形式集中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智慧，执政党据此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全局，使民主得到充分地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过去苏联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它既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肯定了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平等合作与协商关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保证，与其他政党制度相比，更适合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把西方民主模式绝对化，迷信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只能误入歧途。
　　其三，民主迷思还表现在把西方的直选绝对化。有观点认为，没有西方的直选、竞争性选举就没有民主，只有实行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或直选才是真正的民主。有人甚至主张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
　　应当看到，选举制度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不仅可以使人民的意愿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而且使这种表达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监督。但还要看到，竞争性选举不是民主发展的惟一模式，并不意味着“一选就灵”，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它并非在所有国家、所有发展阶段都是医治社会百病的良方。竞争性选举模式不仅易导致权钱结合，而且容易把分歧公开化，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直选和竞争性选举的神话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破灭的现实促使我们走出对民主的迷思。
　　西方国家在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的时候，把本该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简化成一人一票的竞选，简化成两党制，这本身是对民主的最大伤害。不论是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还是直选，不过是西方国家立足自己国情对民主形式的一种探索，对其中蕴含的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理念，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加以吸收和借鉴，但切不可将这些形式神化并照搬到我国的民主实践中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民主之路。
　　第一，走中国式民主之路，是立足我国国情做出的科学选择。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和现实需要。民主政治模式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判断的基础之上。这是一条方法论，也是一个历史逻辑。就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点来讲，国外现行的任何一种民主模式都不适合中国，美国的不适合，英国的也不适合，用国外的民主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都是不可能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民主之路。曾经有人试图引进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试图用西方的三权分立来改造中国的民主政治。这完全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根本行不通。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尚不发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和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结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历程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又经历了“文革”的曲折。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迈向“深水区”，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利益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的现实国情。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在有利于和谐稳定、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进行，而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一蹴而就。
　　立足国情，走中国式民主之路，一个重要前提是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稳定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和谐发展，这是对我国民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匆匆忙忙地搞、脱离国情地搞，就会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盲目推行西方民主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有目共睹。在民主政治发展中试图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来改造中国的民主政治，到头来只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也正中西方敌对势力的下怀。这就是不能用国外的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因。
　　第二，走中国式民主之路，必须遵循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中国式民主之路是一种渐进式民主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脱离国情，还要受历史规律的制约。
　　走中国式民主之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不是教条，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无论何时、何事、何种条件下，都不能搞教条、搞崇拜。有的学者处处用西方的民主模式、理论来套中国，在方法论上这实质是一种洋教条，洋教条也是一种迷信、一种崇拜。民主政治建设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破除各种各样的教条和崇拜，我们才会更加自信和实事求是，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渐进、增量而行。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国改革的路径总的来说是渐进式的，先易后难，增量推进。这种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在改革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深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渐进改革、增量推进是一条符合国情、高效稳健的改革之路。
　　走渐进式民主之路，坚持“三个有机统一”。经过长期反复探索，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中，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色之路，也是建设中国式民主的根本规律。这一规律既是我国人民在追求民主之路上长期奋斗探索的结果，也是我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三个有机统一”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当代中国如何走中国式民主之路的问题，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必须一以贯之，长期坚持。
　　第三，走中国式民主之路，要树立中国主体思维，树立自己的理论自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在物质、文化、政治、社会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理论自信。改革开放伊始，一些学者唯西方是从，“崇洋”一度成为一种时髦。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揭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行不通，搞洋教条也行不通。现在，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主体意识，一种更为客观、更为理性的理论思维，一种不被西方的观点、思潮所左右的理论主体思维，这背后是一种理论自信。上述对民主的思考正是建立在思想理论界的这种理论自信之上。只有通过对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进行理性辨析和大胆质疑，才能打破民主迷信，打破西方对民主话语的垄断，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民主之路。
　　中国对民主政治模式的选择，不能听别人的安排，只能靠我们自主地选择、自主地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在民主政治发展中，一定要树立主体思维。主体思维是与客体思维、静态思维和单向思维相对应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一切从自己的国情、党情出发，思考问题，做出判断，坚定选择。主体性思维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我国的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而是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如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坚持中国主体，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式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