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会议纪要”一个法律名分了 -ag凯发k8国际

萧显在《新京报》撰文说，前几年，有学者讨论法院的“执行难”问题，建议把执行权交给公安部门，在当时传为笑谈。2009年6月12日，据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披露：湖南省溆浦县政府一份“县长会议纪要”曾决定“由县公安局代表水利局征收水土流失防洪费。”该条例出台后，确认“代征”是违法行为，县政府最终停止了该代征行为。县政府有此考虑，当然是因为公安作为执法机关比水利部门更有威慑力，但是，由于这样的想法实在上不得台面，所以只好塞在“会议纪要”里了。
　　那么，“会议纪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记得过去每次开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者都得花很大力气向老外解释“会议纪要”的法律性质。因为在中国，“会议纪要”的法律地位实在太模糊、太微妙。
　　人们常常见到，形形色色的“会议纪要”成了处理各类事务的重要依据。在司法机关，也有《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等文件，在法官定罪量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连司法考试都把“纪要”作为考试内容。但是，在许多执法文书或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一栏里，偏偏又看不到“纪要”的影子。
　　其实，如果一定要给“会议纪要”一个名分，可以查阅2000年8月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上面对“会议纪要”的界定是：“它是行政机关公文的一种，是记载和传达行政机关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的一种法律文书。”既然把“会议纪要”明确为“法律文书”，那么，“会议纪要”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应当记录何种内容，它的发布程序、范围及法律后果如何，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语焉不详。
　　如此一来，在不少地区的官员那里，“会议纪要”就沦为一个有效又好用的载体了。绕过人大的立法、监督程序，有关部门开个会，鼓鼓掌，就算定了调子。而“会议纪要”承载的内容，却可能关系到一方民生，甚至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益。而且，如果公民试图寻求救济，操作起来也困难重重。比如，某市政府的“会议纪要”决定对城区某一道路实施改造，纪要专门规定了具体的拆迁期限和补偿标准，这实际上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可公民要想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又能以“政府公文不具备可诉性”为由拒绝受理。
　　萧显认为，只要“会议纪要”规定的是具体事务，当然具备可诉性。而且，如果会议纪要对司法构成障碍，法院完全可以向同级政府出具司法建议，要求他们变更或修改。最重要的是，各级人大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方面给“会议纪要”一个法律名分，防止行政、司法机关变相立法，同时应当像当地人大常委会一样，积极行使审查权，防止“红头文件”凌驾在法律之上。